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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仃百年后 我们还在怎样谈论着他?

2017年11月1日,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建院61周年之际,“张仃百年诞辰纪念学术报告会”在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厅举行。张仃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由中国文联、清华大学主办,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承办,包括“张仃百年诞辰纪念展”、“张仃百年诞辰纪念学术报告会”系列活动。“张仃百年诞辰纪念展”已于10月15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以下是“凤凰艺术”为您带来的嘉宾发言节选与现场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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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仃百年后 我们还在怎样谈论着他?

▲ 研讨会现场

本次出席本次学术报告会的发言嘉宾有:清华大学副校长王希勤,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前院长常沙娜,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鲁晓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苏丹、马赛,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吴琼、郑艺,张仃先生夫人理召,张仃先生之子、著名画家张郎郎,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著名艺术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校友丁绍光,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生,清华美院教授黄国强、朱军山、包林、邹文,原中央美院设计学院副院长、教授 许平,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美国亚太艺术研究院院长穆家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兆忠,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世纪大讲堂》《文化大观加园》主持人王鲁湘,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孙建君,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主任、教授 赵农,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文艺评论家、散文作家 侯军,韩国首尔大学美学系教授李尚佑,中央美院教授张世彦,壁画家、美术理论家于美成,画家袁加,清华美术学院教授、《装饰》杂志社主编方晓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李功强,副院长苏丹,张仃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杜大恺担任本次学术报告会的主持人,社会各界及美术学院师生200百余人参加了学术报告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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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教授、清华美院院长鲁晓波教授与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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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教授与校友、著名旅美画家丁绍光、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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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美院教授潘吾华与张仃先生夫人理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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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仃先生夫人理召与校友丁绍光、朱军山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袁云生

张仃一生经历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他丰富多彩的艺术创作活动与中国现代波澜壮阔的革命史、中国现代艺术史、新中国艺术教育事业发展休戚相关,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和中国现代美术重大事件的演进紧密相关。张仃是中国艺术界德高望重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代革命文艺的先锋、杰出艺术教育大家,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不可或缺的标志性人物,是新中国艺术设计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是一面永远闪耀着光辉的艺术创新旗帜。张仃无论在众多艺术领域创作探索,还是在艺术教育园地耕耘,都做出了让人瞩目的杰出成就。他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都始终以革命文艺的先锋性,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引领先进文化艺术思想,开一代艺术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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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李功强主持“张仃百年诞辰纪念学术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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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苏丹教授作为学术主持主持下半场学术报告会

隆重举行“张仃百年诞辰纪念学术报告会”,是为了纪念和缅怀张仃先生一生为民族和祖国的革命事业、艺术与艺术教育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并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学术报告会嘉宾围绕张仃先生的艺术人生经历、艺术创作成就以及艺术教育贡献等方面进行了主旨发言,以下是“凤凰艺术”所作出的发言节选。因受时间与篇幅的限制,如有未能完整、准确的表达之处,还请谅解。

嘉宾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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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副校长王希勤教授在“张仃百年诞辰纪念学术报告会”上致辞

清华大学副校长王希勤在致辞中表示,张仃先生本身就是一部教科书,对他的艺术思想、教育理念和教学经验加以系统而深入地整理研究,是中国艺术教育界的一份使命,也是清华大学作为教育科研机构的一份责任。清华大学有很强的理工科基础,希望艺术、科学在清华园完美结合,结出硕果。举行张仃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学术报告会,一方面要回顾和总结以张仃先生为杰出代表的老一辈文艺家、革命家的思想、理念、精神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与艺术成果,另一方面要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上的重要讲话和系列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把老一辈无产阶级文艺家、教育家、革命家,以人民为中心,坚守民族文化自信、扎根中国、融通中外、勇于实践的精神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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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杜大恺教授作为学术主持主持上半场学术报告会

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杜大恺教授讲到,张仃先生的人生命运始终与祖国和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从青少年时起他即用艺术抵御外侮,鞭笞黑暗,讴歌光明,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书写了波澜壮阔、伟岸雄奇的一生。他的艺术各个时期都充溢着创造性和先锋性。张仃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的集大成者,对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的贡献成就卓然,无可替代。张仃先生是中国艺术的骄傲,他一生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光彩照人,他是一个智者,一个大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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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作《纪念大美术家的大境界——纪念张仃先生》主题报告

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协副主席吴为山评价,张仃先生有“大美术的大境界”,他思维超前,才识过人。早在延安时期,因其时尚的设计便有了“摩登”的代号,此后张仃绘画对西方古典、现代美术多有融汇,并从中国民间艺术中汲取了养分。张仃把人文关怀、家园意识、英雄史诗和历史沧桑带入山水画,开辟了中国山水画艺术的新境界,焦墨山水得以在中国画系统中斐然成章。张仃先生生前将不同时期创作的漫画、年画、中国画等130幅代表作品捐赠中国美术馆,体现了“大美术家”的大视野,也是有远见的,更是有高风亮节的。中国美术馆不会忘记他,广大的美术工作者不会忘记他,历史不会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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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作《它山的高度不可复制》主题报告

国家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陈履生做了题为《它山的高度不可复制》的发言。他认为,我们总是如数家珍地了解张仃先生艺术成就的方方面面,但是却无法去丈量他的艺术成就到底有多高。他在新中国艺术发展中涉及到很多领域,在每一方面都有其独特的贡献,是一座蕴含特别丰富的它山。它横亘在我们面前,难以绕开,因为我们研究中国美术史的时候都要面对这样一座高山。我们应当继续深入研究张仃先生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的实际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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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校友、著名旅美画家丁绍光发言缅怀恩师张仃院长

我心目中一直有两个张仃,到今天我可以讲我现在脑子里只有一个张仃。我是反右以后入的工艺美院。到了工艺美院之后,张仃先生又红又专,既是政治领导,又是一个著名的国画家。随着个子不高,但是形象很高大。作为艺术学院领导,作为政治家和艺术家,他随时都有纠结,这就是张仃。

我觉得中国历史上大约有三种属于精神贵族,张仃先生无疑是一个精神贵族,跟他接触以后他是博学多才,读了很多书,他绝对是一个精神贵族,而且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在美术界里也是罕见的,虽然他没有出去,但是他对西方美术运动很多重要的艺术家都进行研究。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张仃先生是非常丰富、非常典型、也是充满矛盾、充满纠结的艺术家,非常有特点。张仃先生虽然过世了,我觉得人都有两个属性,一个是自然属性,你生是偶然的,你死是必然的。所以我给张仃先生写过一篇纪念文章里说到,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向他走去,社会就是这样循环的,前仆后继,有人走了,有人诞生了。张仃先生非常典型的代表了这一百年中国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风风雨雨,非常有深度、非常有意思,非常值得大家研究和歌颂。另外,人还有一个社会属性。到了社会上以后,这个社会属性会随着你个人的生命和历史的潮流,有的会留下痕迹。张仃先生毫无疑问地留下了一个很重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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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生发言缅怀张仃先生

像张仃先生这样的人,他对自己做这样的事有这么深的自我反省,而且他的态度是非常坚定的。后来我们慢慢有很深的接触,关系也很融洽,后来慢慢好起来。从这件事情我觉得,一个人的人格,他受侮辱,这种侮辱的方式很奇怪,给你权利也是一种侮辱,在不该给你权利的时候给你权利,就变成你必须要参与这些事情,参与的结果是自己对自己都过不去。我相信这样的现象今后不会发生,在那个时代,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情况。在座这么多的时候,也许很多人有一些感受,有一些自己的经历。

反过来讲,我觉得张仃先生的人格是很值得敬重的。他对自己做过的事情历历在目,而且都是保持一种很强的责任感。他住在乡下,我们都去看他,大家都能心平气和的聊艺术,谈得很高兴。我觉得张仃先生的人格我是非常敬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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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世纪大讲堂》《文化大观加园》主持人王鲁湘作《张仃的1956》主题报告

1956年,张仃先生想做什么事情呢?其实这个时候张仃先生自己个人的工作中心和创作中心已经不在实用美术上,因为他从1949年进城以后,完成了开国大典一系列的重大国家设计项目以后,他就担任了中央美院的实用美术系的系主任。在1954年他的工作中心已经从实用美术转向了中国画的革新。这个时候他同时担任了中央美院的中国画革新领导小组的组长,领导着蒋早克、李可染、李苦禅这一批老的画中国画的美院教授,进行中国画的革新。而且他这个时候已经把实用美术系的主要工作交给了雷圭元和庞薰琹,他自己的工作已经转到了绘画系,其实这个时候他的个人工作重点已经从实用美术系转到了绘画系,他个人的创作已经从实用美术设计之类的东西转到了新的中国画的创作。1954和李可染等先生的江南写生,到1955年、1956年在北京的颐和园、香山继续进行新中国画的写生活动,正在兴头上头,越画越上瘾,画了一大批篇幅不大、但是很新很精彩的彩墨中国山水画,也是中西结合,采取了一些西方的手法,包括焦点透视、现场写生以及颜色上吸收西方色彩学的一些东西,但是强调的仍然是中国的古法用笔,强调的是里头的中国诗歌的意境。画得非常上瘾,而且也得到了整个中国美术界的一致好评。

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作出了一个决定,就是告别实用美术,回归水墨画。为什么叫回归?因为他30年代初从东北作为一个流亡青年来到北平时,就是在张恨水的学校里,他学的就是中国水墨画。如果要说张仃先生有什么科班训练的话,有什么专业的话,其实他的专业是中国水墨画。但是由于当时抗日的形势非常严峻,作为一个东北的流亡青年,他觉得陶醉于这种笔墨精妙、烟云供养跟整个时事和中国当时这么严峻的现实非常遥远的水墨画创作,他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他在感情上接受不了。所以他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转过头来用自学的方法开始创作漫画,他的漫画是非常现代的,他大量的吸收了国外的非常前卫的漫画家非常时髦的语言,所以我们看他那个时候,一个十多岁、二十岁不到的小伙子画出的漫画是具有国际水准的。他觉得可以借着国家的“双百”方针和对文艺的大解放开明政策,实现自己多年要做的一个个人艺术梦,什么梦?成为一个自由的、独立的艺术家。他不仅想回到水墨画,回到中国画的创作,他甚至想离开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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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仃先生之子、著名画家张郎郎作《一九五六老爸故事多》主题报告

张仃之子张郎郎的发言题目是《一九五六老爸故事多》,他回忆说,1956和1965年,张仃先生两次绘画得心应手、突然突破的阶段,都是在香山。“我爸爸每一次艺术上的飞跃都是跟香山在一块,恐怕是跟地理条件或者我父亲和我母亲对于大山的一种偏爱。那时候我们小时候,父亲经常跟我们说:仁者爱山、智者爱海。我爸爸经常说我不是一个智者,我是一个小学生。实际上每次他在想突破的时候,一定要到山里面绘画。”他总结说,作为艺术家,第一,我们要能够脱离开所在时代的限制和框架之中,就是像父亲的漫画《跳出老君炉》。第二,在艺术思想上,我们也不要为现在看到的几座巍峨高山就不做了,我们要做别人没做过的或者我们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做完了会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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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文艺评论家、散文作家侯军作《内外之辩》主题报告

我在研究张仃先生辉煌一生之后,我觉得有几个关键的点需要跟大家分享,是我个人的一点感受,就是内外之辨。概括起来就是张仃先生的特殊经历。一个内外叫做分内和分外。他自己的心里面希望做一个纯粹的画家,他有一个艺术之梦、绘画之梦。这个梦字成为时髦的词了,他这个梦是埋在心里很多年的,一有机会就要想办法实现,但是他的社会角色总让他有一个分内的事,就是他要做行政管理,他要做各种各样的社会事务,他要做很多社会角色赋予他要做的规定动作。因此,分内和分外一直是让他很纠结的一件事,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经常要和自己分内分外的双重角色矛盾进行纠结和斗争,每次纠结和斗争都给他的精神带来很大痛苦,同时也使这个人物的形象愈加丰富。包括他得到免去职务退休的信息以后在地上打滚,这既是一个艺术家的浪漫表现,同时也是一个被束缚很久、被分内事捆绑很久,终于得到解脱的一种直觉表现,叫拔去万累云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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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袁加作《谈恩师张仃先生》主题报告

在昔日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彰显个性,自由思想,开放性教育在全国的艺术教学当中独树一帜,独领风骚。它集合了一大批不立门派,自由创作但不盲目追风,思想前卫又至真至纯的艺术家们。那时候的工艺美术学院是一片令人向往,创作相对自由的一片沃土。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首都机场壁画群的落成,学院的艺术追求,一直在张仃及一批老先生们的庇护下,倡导用艺术审美来引导社会文明进步;用自由绘画来激发人类的理想;用非主题化的自然风景警醒世人要敬畏永恒的真理;用现代设计理念激发大众热爱生活并引人向善;这一艺术取向在那个“主题先行、红光亮、三突出”等封建极左思潮盛行的时代中,显得那么珍贵,那么顽强。也因为这一无畏的坚持,让张仃先生和家人在生命中都蒙受了极端不公的待遇和惨痛的代价。但是以张仃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坚守真理、不随风逐流的风骨,已镌刻在学院传统的精神文脉中。我曾经在2014年提出过“清华美术学群”的概念,就是向张仃等每一位引领过中央工艺美院艺术精神的先生们的致敬;近来,很多论述以为我们学院的精神传统重点是讲形式主义、装饰主义材料艺术和设计风,更有甚者总是纠结于绘画还是设计学孰轻孰重的这些议题;这一说法实在是误解了张仃先生等老一辈学人的初衷,与先生们的期望更是南辕北辙!这一舍本求末的言论,会导致学院精神的萎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才是张仃等老一辈学人对美院教育完整人格的真正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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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央美院设计学院副院长、许平教授作《理性与自由的长城交响》主题报告

张仃先生是著名的艺术家、教育家,是著名的工艺改革、工艺教育的开拓者,这样一个作品在张仃先生的一生当中可能并不具有重要的位置,但是他那种亲历亲为,在公务繁忙的情况下几次亲临现场,参与作品的研制,一直到完成,投入了很大的精力,留下了很多今天看来都感人至深的画面。作为这件作品的参与者之一,令我感动的是,他当时选择的工艺合作伙伴是一个地处偏远、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工艺美术研究所,就是我所在的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当时是非常普通的,叫集体所有制生产机构,人数很少,也没有名师大家,但是这个所里面有一种敢于创新、敢于探索的氛围,也许是这种氛围打动了张仃先生,他选择了由这样一个研究所进行合作,并且选择的是一个当时完全崭新的刺绣品种,叫做彩景绣。张仃先生做这样一个选择其实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决策。80年代初,正是当时国家走出“文革”的阴影,开始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历史帷幕的时候,北京市面临着新一轮的改革建设、大规模建设的机遇,但是当时的尴尬就是没有一个能够代表当时大国水准的国际交往场所和星级饭店,其实是当时国家拿出非常宝贵的国家资源,一个兵器秘密仓库搬出来然后做成长城饭店。长城饭店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向外界传达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强劲信息。另一个是向国际上昭示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历史形象。这样一个要求和当时的处境其实是有巨大的冲突,当时可以说是百废待兴,“文革”之后,很多事情都急于展开。在这种情况下要处理的问题也很多。如何在这个过程里展现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的形象,如何展现这样一个文明,其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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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美院教授朱军山作《恩师张仃先生与我》主题报告

张仃有一个想法,想在台湾举办一个张仃大展。我为了这个大展跑了台湾三次,找了台湾故宫博物馆的院长、国父纪念馆馆长和中正纪念堂的张先生,谈的结果就是说时间排不下,但是他们愿意全力配合。最后这件事情没有做成的原因,就是中正纪念堂给了很好的优待,包括往返机票和在那儿的展览都是免费的,但由于我们张仃先生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一辈子跟国民党势必两力,而且画了很多反蒋介石的漫画,对中正纪念堂感觉格格不入,所以张仃先生斩钉截铁地跟我讲:这个我不展。从这里我们一方面看到老前辈、共产党员的党性和性格,同时也看到思想的转变还没有跟社会完全衔接,还没有完全转过弯子来。从这里来看,张仃先生伟大的人格也给我们很多教育。张仃先生是带着没有在台湾举办“张仃大展”的遗憾去世的,我也为这件事情没有办成而感到对不起张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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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美院教授黄国强作《张仃的焦墨画给我的感悟与启迪》主题报告

张仃先生的焦墨画是很写实的,但是非自然主义的写实。他跟我说过,他喜欢古代北宋的“荆关董巨”,他是属于理性的,所以介绍我多看渐江、石谿的。他说渐江的造型、笔墨很硬,叛逆性格很强。我看现在张仃先生的焦墨画笔墨和造型同样很硬,确实有一个叛逆性格的体现在里面。他不喜欢渲染过多的效果,偶然效果他不太喜欢,他也不太喜欢设计意味很浓的构成作品。他的用笔很强,造型有棱有角。这里面我想到,他劝我去临摹“石鼓文”、“石门颂”、“黑女碑”,我体会就是要用刻石头的笔法来写北碑、来写入我们的国画,这是一个很新的思想。因为我们现在学国画大部分用二黄唐卡?的笔法,用他们的笔法比较多,也提倡用他们的笔法来入我们的画。而张仃认为你握的毛笔就像一个钢刀,宣纸是花岗岩,你在花岗岩上刻出来的痕迹、钢刀刻出来的痕迹那么有力。所以对张仃的焦墨画,如果没有深入地了解他的用笔和线条,那是很遗憾的。

我问他,你这个被称为毕加索和城隍庙,为什么最后画起焦墨写实的山水?他回答很简单,一句话:我的毕加索和城隍庙都在我的焦墨山水里面了。这句话很值得研究,很值得思考。为什么毕加索、城隍庙都跑到焦墨画里面?最后一句话,焦墨艺术不仅是对民族传统简单的继承和延续,而关键是立足于对他的开拓,重点是研究传统的建构,唤起主体意识和创造意识的觉醒,以推进焦墨艺术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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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世彦作《近距离的张仃老师》主题报告

张仃先生和光华路学派的各位艺术家,共同契守于一种中国式的广阔的“似与不似之间”中的“装饰风”品位。这是他们共同的美学取向。他们的“装饰风”。其具体的依傍是:以简练流畅、精细勾勒的线描,作为塑造几何化图形的主要手段;以传达自家心底的喜怒哀惊为主要依据实行设色赋彩;在画面全局的二维、四维、五维的多时空组合中,把自然界的物理空间中并不静止,未必可视的物象、现象、新象,转化为画面之中静止的、可视的图形。

他们的锐激进的原创意识,表现为艺术手法中对形、色、章法的程式化处理。这是,根据自己对客观世界诸种物象形态的观照和理解之所得,对其自然形态实行概括、归纳,实行主观情感操控的改容易貌,实行几何化、程式化的整理、归纳、夸张、改造,他们以各自的艺术杜撰,借力于诸多方法、技巧,来改变、超越人们见习的自然真实。使受众感知到百味风情因缘、千种众生本相、万般天地造化,他们呈现于画面上的艺术风貌,与同时风行的主流,相距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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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孙建君作《高山仰止忆张仃》主题报告

张仃先生是一位不断超越自我的人,他的一生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在抗日的烽火中,他奔赴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在那风云际会的年代,他与当时的热血青年和有抱负的青年艺术家们一起,以他们自诩的智慧、坚韧的普罗米修斯,把火种带来人类。他高傲倔强,用画笔讽刺丑恶,抗击敌人。年轻时候的张仃性格刚直,浩气凛然。1949年,为了长期艰苦奋斗取得的胜利,为了建设理想中的故国家园,他意气风发,为设计国家标志与形象而殚精竭虑。当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与道德信仰经历了一场浩劫时,他以一个艺术家的良知和尊严坚守着做人的底线,绝不曲意逢迎,绝不趋炎附势。张仃先生长期担任工艺美院的领导,他在怎样领导艺术家和有关艺术的问题上,曾经有过深刻的思考和振聋发聩的发问。在特别困难的时候,他的身份和影响力不允许他发表自己的真实想法,他用沉默表示轻蔑,用心灵等待春天的来临。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孤独、困惑而坚定的韧性。正如他的朋友诗人艾青所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土地爱的深沉。张仃先生是一位守望民族民间文化的先驱,他用自己的一生将一腔热情倾注于中国民族民间艺术的保护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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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兆忠作《张仃吴冠中的私房话》主题报告

这个私房话涉及到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张仃先生和吴冠中先生俩人对于当时的中国画坛现状的一些评价,包括对一些比较著名的画家的谈论。比如说关山月、关良、李可染等,私下对他们做了褒贬,这些褒贬在他们公开发表的文字当中是看不到的。第二,他们对整个中国美术发展的未来,尤其是西方现代美术的一种判断。从这个判断当中可以感到他们文化的自信心。别看他们在“文革”当中遭受到这样的屈辱,但是他们对于艺术的执着一点都没有丧失,可以看出这些不愧为大艺术家,在这样的逆境当中他们依然在探索艺术。第三,他们俩人之间互相的直言不讳的一种自我批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看到他们之间的自我批评,我们再看20年以后发生在他们俩人之间的笔墨之争,你就不会觉得奇怪了。1975年是张先生和吴先生的蜜月期,是他们俩人关系最好的时候,恰恰是因为这样好的关系,他们才有可能做这样一种坦诚的、朋友之间的批评。张先生对吴先生当时的创作说,我喜欢你那些厚重的油画,但是我不喜欢你那些比较轻飘的作品。另外,他觉得有些画猛看一眼很新,再看不过如此。张先生批评吴先生的水墨画,说你画得太随意了。那时候吴先生刚刚开始画水墨画,他是1974年开始画的,只有一年时间,艺术上还没有进入到佳境,张先生指出他的轻薄。反过来吴先生也批评张先生,他说你的画太旧,传统的东西太多。另外他建议张先生还是回到毕加索+城隍庙。但是对于这个建议,张先生当时没有给出回应,我觉得跟当时张先生的心情有关系,因为毕加索+城隍庙已经成为他的一块心病。这些画是他心中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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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美院教授邹文作《张仃的“大美术”观》主题报告

张仃曾经至少有两次跟我提到过,就是他的看法,他说李可染是中国的骄傲,张光宇是亚洲的骄傲。你们去看,他曾经把这个话写在他的文章里,并且引为标题。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对他尊重的两个艺术家作出排序,似乎没有必要。但是理昭老师曾经给我讲过一句话,他说张仃是永远关怀人类的艺术家,是有人类情怀的艺术家。所以张仃可以在人类那儿找到终结的评判。你能让一个家庭感到骄傲已经很了不起了,你能让一个市、一个省感到骄傲就更了不起了,但是在张仃心中,真正的极致是人类,我现在才真正理解这里面的巨大的含量。

我们看到,有了这样的背景,中国文化要建立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上的时候,它的前景和高度就会更大。比如现在全世界有72亿人,如果按照72亿去比的话,全美国3.2亿人口都是比尔盖茨或者是巴菲特也不过意味着25分之一人是人类的富翁,如果是德国、英国、法国来比,6000万到8000万的人口,就算他们全部都是富翁,只是意味着百分之一百二十分之一的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是富翁。但是对我们来说,中国今天实现了小康社会,14亿人的小康,意味着全世界六分之一的温饱。把人类的东西作为参照的时候,中国的意义和人类的意义就有了价值。张仃就是这样看待艺术的,他垫高和扩大让艺术有人类终极文化的艺术支撑,这种启示我认为是一种人种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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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画家、美术理论家于美成作《记张仃先生的二三事》主题报告

第一,对后生的关切。1989年我主笔撰写的一部书叫做《壁画与壁画创作》,这部书出稿时想请张仃先生给出一个书签,后来拜托乔十光老师请张仃先生写了书签,不久收到乔十光的挂号信,里面有张仃先生的书签,其中里面的“作”字感到写得不满意,还补写了一字。这撰写的书签是一位前辈对后生的关爱,也为这本书增添了厚重与光彩。这本书出版以后,印刷三次,成为全国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教科书。有的朋友评价这本书是中国当代壁画发展的功勋书。

第二,一位老革命文艺家。后来我从工大调到省美术馆工作,担任黑龙江史志美术部分交给我,我和另外两个同事到北京采访过张仃先生。张仃先生讲述了1942年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讲话以后,1964年随军北上,先后来到张家口、哈尔滨。在哈尔滨任东北画报总编辑,主编过东北画报、东北漫画、农民画刊等,从事年画、招贴画的创作。1949年领导并参与了鲁迅文学院的复校工作,任美术部副主任。张仃从延安到东北才入党,然后到了黑龙江的佳木斯,然后到了哈尔滨。这说明张仃先生是一个老文艺革命家。

第三,这是80年代兴起的装饰画,当时我和我们学校的老师筹办装饰画展,请张仃先生给我们这个画展题了字。

第四,张仃先生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情况是在南通开全国首届壁画座谈会期间,晚间有一个宴会,大家把宴会变成了晚会,主持人是杜大恺先生,当时把整个晚会煽动起来了,有一个人喊张仃先生出个节目。张仃先生推了好几次,没有办法唱了一首歌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张仃百年后 我们还在怎样谈论着他?

清华美院教授包林作《绚丽之极归于单纯》主题报告

张仃先生在他所有的文集里面只有两幅画出现,一个是拟黄宾虹,还有就是拟倪云林。他在1954年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谈齐黄。齐白石可以为花鸟万虫写真,是一个用减法的画家。黄宾虹是完全用加法的,他认为是一个非常够格的中国大家。张仃先生自己说,我只是黄宾虹的小学生。在1989年的安徽歙县研讨会上,他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大力开展对黄宾虹的研究》这篇文章里就谈到他对传统的认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张仃先生这样一种方式,通过黄宾虹他认识了古人,他选择了一个榜样,或者说黄宾虹先生就是张仃先生和古人对话的一个桥梁。

最后,我可以想象,张仃先生在他半个世纪的写生里面,我完全可以想象到,对于我们每一位从事写生的同学都是很大的启发,就是我们坐在一个自然的场景里面,我们所面对的不光是我眼睛看到的,实际上张仃先生心里面有他的大山大水,有他另外一个高山流水,同时他面对的是自然,他如何把自然里看到的东西以及他所看到的中国文脉如何流传,如何通过他的笔端慢慢的流写出来,变成他一幅幅他的写生之作。我觉得在张先生的百年展览里和文章里,张仃先生的这个净、这个魂是永在的。

张仃百年后 我们还在怎样谈论着他?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美国亚太艺术研究院院长穆家善作《玄素张仃焦墨山》主题报告

在我心目中,张仃先生不仅是一个大艺术家,他在我心中就是中国的毕加索。他跟其他画家很大不同的地方,他一生不会把一个精力放在一个方面,他在美术的各个方面都有成就,在设计上、绘画上、书法上、艺术教育上都成就卓著。这对我们做人、学习绘画都有非常好的帮助作用。

焦墨画在仰韶文化和出土的烧陶中都可以看到。张仃先生的焦墨画有别于其他先贤大师的绘画,我在研究时发现,他对色彩的认知最后定睛在黑色。在西方的色彩学上,黑色是像女王一样的高贵,科学上也做了这样的实验,赤橙黄绿青蓝紫混到一起就是黑色。在中国的易经学上称黑色为玄素。我觉得张仃先生寻找的是中国的颜色,这个颜色不仅书法了他自己的情感,同时在那个年代,中国画的创新他走在前列。他跟我讲过说,中国画不能再像过去传统的那种农业审美意趣进行绘画。我看张仃先生的艺术,这里有非常重要的三个方面,就是“三真”:真情真意真趣,我还能闻到浓烈的黑色巧克力的味道。

张仃百年后 我们还在怎样谈论着他?

清华美术学院教授、《装饰》杂志社主编方晓风作《张仃先生与装饰》主题报告

张仃先生的确是一个天才型的人物。他的美术和设计都不是科班训练出来的,他完全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在实践里面自己感悟出来的。所以他有非常好的对美的感受能力,我觉得他对美有直觉,同时他也非常推崇对美的一种简单直接的理解,而不是把美玄学化、庙堂化。所以张仃先生的艺术不是一个庙堂化的艺术,这也是他非常重要的地方。他以前在《装饰》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意识是非常现代的,就是一点之美。所以他并不追求宏大叙事,我们看张仃先生写生的作品也能感受到,他其实很多时候并不画很大的场景,包括他创作的题材,但是他身上又有一种宏大的气象,这是我想表达的地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现在搞艺术也很多,中国人的特点就是往大里说,大的没边,宏大之后是空洞,但是张仃先生不是这样。

当时对他的评价,毕加索+城隍庙,最开始这句评价出来的时候不是当一句好话说的,但是后来大家反而认为这句话蛮好,实际上张仃先生非常敏锐地抓住了毕加索和城隍庙之间的共同点,其实不矛盾,因为毕加索当时也是向民间艺术学习,而我们的城隍庙就是中国的民间传统审美,他在这里面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人类共通的基于本能的一种审美直觉。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后来他做设计,其实他也不是说真的像我们今天在设计学里面用这么系统的理论和眼光去看待,但是他用美的直觉去掌控这些展览的设计,也足够了,这实际上给我们今天的人很多启示。今天在整个社会形势下,最近又谈的特别多的就是文化自信的问题,我觉得张仃先生是真正有文化自信的人,就是有文化自信,不是说往回看,不是说完全抱残守缺,那个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真正有文化自信:第一,他有自己的文化立场,立足点很清晰。第二,越有文化自信,他越有开放的心胸、越有开放的眼光。

张仃百年后 我们还在怎样谈论着他?

韩国首尔大学美学系教授李尚佑作《万变不离其宗的张仃艺术》主题报告

20世纪是个多变的时代,而张仃是这个时代的变换能手,但是有一点他始终没变,张仃无论画什么,怎么画,漫画、现代中国画、篆书、焦墨山水等等,这一切始终有一个不变的基础,就是他的用笔。他用笔自信、稳重、流畅、不炫耀、不夸张、不勉强。他绘画行笔时的那种魅力就像大象的步伐,一步一步坚定走向自己想走去的方向。他对用笔精确的把握能力令人赞叹,他的用笔恰到好处,稳准,不差丝毫,连张仃喜欢的西方画家也都有深谙用笔的共同特点,有着卓越的对用笔把握能力,他偏爱毕加索、梵高等。用笔是张仃艺术创作的基础,也是他对作品评论的原则,是他判断其他艺术画家才华的准则。他的用笔重厚而时髦,他的为人反映在他的用笔上。张仃的晚年,他身边的一个年轻追随者,曾劝他练习草书。张仃的用笔是他的艺术语言,贯穿他整个艺术生涯,就像他的人品,是无法改变的。

世界在变,人心也在变,但是有些人无论周围怎么变,他的心就是不会变,这样的人任何时候都很罕见,但一定存在,也许那位年轻追随者对张仃艺术生涯并没有完全读懂,原则与实践的双重奏,万变不离其宗,就像他的人品和创作,不变是原则,万变是实践,张仃在练习几年草书后采取一些草书元素运用到他的篆书中,留下几幅带有草书元素的篆书,说到头,他的草书没有获得成功,他不做作、不夸张的性格与草书不合。就像大象插上翅膀。张仃没法将自己没有的东西假装成有,再秀给人看,他太诚实了。张仃是一位集天才、现代感和传统文人人品于一身的艺术家,正是他厚重的人品,将他的天才和时髦紧紧握住,使他不可能在轻浮和虚假的道路上驰骋。人品与画品完全一致的诚实性格,使他的作品看似少了一份耀眼,却多了几分耐看。他艺术的意境深藏在画面里,无穷无尽。张仃艺术以不变应万便是他艺术境界最高的理想。

张仃百年后 我们还在怎样谈论着他?

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主任、赵农教授作《焦墨张仃》主题报告

焦墨这种画体,中国古人实践的并不多。焦墨由于难度太大,它不像水墨,水墨还可以增加自己一些特殊的偶然效果,焦墨在画风中间肯定是一笔到位,不可添改,甚至在画的中间首先是心智的坚定。一百多年来,画家的脊梁骨基本上是被打断了,改造彩墨画,后来走水墨画道路,真正画家能够敢于直面人生,其实如果要说在“文革”中间有一个石鲁,那么在“文革”后大量呈现作品的就是张先生了。

产生的过程中,他的意志是从哪里来?当然他是新中国的建设者,也是贡献者,他做了很多实践性的活动,我想了很长时间以后觉得,张先生是绝望于“文革”,但不绝望于中国文化。他的焦墨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在保留火种,寄希望于后来。所以他留了大量的我们看起来是图式的东西,他拓展了国画山水的界面,如果他要回归于内心,他可能重走像其他老先生的路子。所以在这中间,焦墨实际上是他的一种心境,也是他的一种力量。其实他是以人生的痛思为起点的。这种痛思其实黄宾虹身上也有,一系列的国难和变故,他自己产生一种文化的认识,所以最后他以焦墨,每当他心境产生沮丧的时候,甚至50年代,那个时候大家不认识中国画的时候,老先生的画有时候带有一种绝望感。但是张先生在绝望中间还是充满着希望,尤其是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他的状态有所好转的时候,包括说送一卷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态可能很复杂,复杂到我们现在这个程度上,我们这些年轻人不一定能够全部理解。在那样一个情节中间,包括须发尽白。从生存的状态上来讲,对老先生的意志是一种坚定。在这样的过程中,到了晚年,他喊的那种守住中国画的笔墨底线那句话,这个不是跟谁争论,也不是说具体到跟吴先生争论,他其实是一个呼吁,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82岁了,我们做美术史喜欢把年龄和当时的事件结合起来,这个时候他完全可以置身事外,但是他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他喊出守住中国画笔墨底线的这句话,其实是为了提醒后代,祖宗之法虽可改,但不能丢。

张仃百年后 我们还在怎样谈论着他?

张仃先生夫人理召作《张仃先生的生命精神》主题报告

最后,张仃先生的夫人理召先生对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和张仃艺术研究中心,出席报告会的研究学者以及所有台前幕后为这件事情出力的朋友表示感谢。此外,她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即文学家、艺术家如何和社会相处?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展览消息

张仃百年后 我们还在怎样谈论着他?

▲ 展览海报

展览名称:张仃百年诞辰纪念展

展览地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一层1-3号厅

展览时间:2017年10月15日——11月10日 

主办单位:中国文联  清华大学  

承办单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展览总策划:冯远

执行策划及撰稿:杜大恺,卢新华

学术支持单位:

中国美术馆 故宫博物院 国家博物馆

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央美术学院   国家画院   北京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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